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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

——县中的回忆

65届校友  潘广亮

艰苦的初中

我是19599月份录取进入县中初中读书,开学时拿着录取通知书,兴高采烈地去乡政府迁户口。从农村到县城,是件十分高兴的事,父母及西头大伯、大妈一家子都十分高兴。1959年下半年,大跃进带来的后果显得不太明显,我们到校生活较为正常。

我分在初一甲班,一开始担任小组长兼副学习委员,陈永刚是学习委员。班主任杨同中老师,是空军转业干部,带地理课,管理班级很有条理。农村孩子刚进城,又上了县中学堂,个个都有点骄傲。他训练学生很严,学生早晨出操他都亲自带队,谁也不敢偷懒、睡懒觉。班支部书记房云山,年龄较大。班长张道龙是淮河乡人,烈士子女。整个县中规模初中三轨制,高中二轨制,共1000学生还不到。

初一下半年进行征兵,我们同去的陈永刚当兵了,班上张道友等七、八个人也去参军。有的海军、有的陆军,那时年龄相差较大,参差不齐。符合当兵的身体条件差不多符合标准就可以了。

班级本地学生仅占一半左右,宿迁、涟水、泗阳、泗洪都有。洪泽县是56年建县,人口少,学生也少,外县进来的学生较多。

1960年上半年饥荒出现,我们口粮也减,午饭由白米掺豆饼、山芋干,食堂跑、冒、滴、漏导致数量不足。早晚稀饭都能照到人影。街上有人手里拿着吃的东西,后面会有人突然抢去吃掉。饥饿笼罩在我们头上,每个周日都要请假回家,刚开始杨老师很严厉一律不准,后来看到我们饿得那样子就渐渐放松了。

学校还组织学生到洪泽湖挖树塘,绿化洪泽湖。为此,后来我还得到洪泽县人民政府表彰的“绿化先进个人奖状”,奖状由县长杨锦付颁发。

我们还到洪泽湖水产公司帮助整理鱼,因为那里的工人忙不过来。我们年龄小,又听话,到那里拚命干,衣服都弄脏了也不嫌,公司很喜欢夸我们做事好,完成任务快,为国争光,出口到国外换外汇等。

1960年夏天,学校不放假,组织学生到绍武公社去收小麦,因为外滩小麦多,社员收不过来,洪水下来就会被淹掉。学校让学生排着一路队,从学校出发,很长很长的队伍从大街上走,扛着大旗,呼喊口号,很是壮观。我跑步快,人又小被充当通讯员,在队伍前、后走动,传递信件、命令。半路休息停在双沟中学吃午饭,下午继续赶路,到了绍武乡政府,住进了中学。第二天我们被分散到刘尖、草桥一些草滩的生产队帮助抢收。那时抱小麦也能吃饱肚子,虽然累一些,但吃饭问题解决了,因而学生也无需多想。我住在指挥部,每天下去收集进度信息等,后来还组织学生收麦比赛,搞得有声有色。最终我们在汛期前抢完麦子,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越是困难时期,政治任务越多。我们在寒假还要进行民主军事训练,抽调所谓家庭成份好、表现要好的骨干分子,到校进行军事训练。主要事宜是由县人武部训练科何理良部长安排,教官也是人武部干事们,主要课程有队列、武器介绍、性能、构造、功能等。队列比较无味,最感趣味的武器装备介绍,发的是卡宾枪,美式、自动的,一梭可装20发子弹。教我们拆装及使用。学生好奇,头脑好,不到半天功夫就学会。后来又搞扛枪训练,比较烦人,擦枪油用多了,扛在身上枪油滴下来,忙着擦拭。当时只有枪没发子弹。后来教过我们瞄准、射击,三个点发、六个连发,每人六发子弹,每个人手都痒痒的,想早一天打靶,真枪实弹的射击。但就是迟迟不提打靶之事,一直到倒数两天,才安排打靶。我第一次实弹射击,牢牢记住准星、目标、中心三点一线,趴着不动。训练结束被评为优秀民兵,发了红红的小本本,十分高兴。

初一暑假,全校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野营军事活动。听说蒋介石经常派特务到东南沿海,江苏射阳港还抓到武装派遣特务。我们要加强民主工作,学校是民兵工作较好的单位。办公室主任为学生会主席张玉昌,我为副主任。有一次晚上还搞突击演习,在大操场用了两个手榴弹,说有特务来袭。把大家都叫起来集合、排队,结果有人穿错衣服、忘拿帽子、穿错鞋子应有尽有,洋相百出。第二天进行教育,加强训练。经过半个月训练,同学们还真有点民兵样。汇报表演时,步伐整齐,气势威武雄壮。四路纵队到大街上经过县政府、大堤、交通大楼,顺着学校门前九大堤回来。未参加列队学生、老师站在校门口夹道欢迎,场面好不热闹。当时虽属困难时期,但学生们精神饱满。我印象最深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歌曲,昂首挺胸、精神抖擞地回到了学校。时间过得很快,暑假训练结束,又投入正常的工作和学习。

我因家庭困难,每年暑假都留校护校。白天事不多,晚上巡逻,一同留校的还有卜祥卫、刘玉成等3~4人。有时白天没有事便到街上做小工。护校的人在开学时可以免去学杂费,做小工攒钱都是自已的。有时暑假,学校教师定下来,负责农工部等部门还会在学校办培训班,有学生宿舍、食堂等。我们就做临工,帮助厨房拣菜、端端盘子,这样我们生活费也就解决了。假期一边护校,一边打临工、做杂事,减轻了父母负担。

我从初一开始,每次用钱都用一个将数字记下来,父亲知道很是感动,认为我知道读书不易,能体谅家中困难。

初二开始,学校来了新校长,吴立予从师范学校调到县中,县中阮志军到师范。不久师范、水产又撤销了。水产的教学设备,好的老师又被吴立予要了过来。

初二班主任是茅声卓,上海人,教语文。我帮转交过一封信给一位老师,找我谈话,我什么也不承认,认为承认就背叛了老师,做了不仁不义之人。那时看不到不少小说书,受其影响,立志做个有义有忠的人。还要尽量帮助别人、望别人“好”的人、纯朴之人,一个农家子弟应有品质。工作组也没什么办法,毕竟小事一桩、无关大局,也就放过我们这些无辜的学生。

那时一位教几何的老师要调走了,请我帮助搬家,临走他送了一些书,对我初中几何、数学帮助很大。那时一是参考书难关买,二是经济比较困难,买不起参考书。有时老师参考题都是参考书上,我先行一步,成绩一直名列前几名。从初一下学期开始,大的学生陆续走了,刘兆富就是班团支部书记,我一直是学习季员。

我们学生会学习部在老师指导下,还举办学生作业展览,读书展览,鲁迅作品展览印象最深。那时高年级汤雅顺同学作业做的最整洁、清楚,一丝不苟、一板不乱、整整齐齐作为样板。周六下午或学校放假时布置好,发动大家来参观。

那时,学校学生崇拜鲁迅,课本选的鲁迅文章较多,高考、中考必考鲁迅作品,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旗帜,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举办鲁迅作品展览义不容辞,布置在学校大的阅览室,参观的学生很多。接待我们的葛振华老师很高兴,向吴校长汇报,得到了吴校长的夸奖。那时学校比较纯洁,各种活动都有序进行,像读书讲座、篮球比赛等都热火朝天。

学校劳动课说是挖沟,作为护校河。先挖北边、东边、南边、西边。周围四条沟差不多我们都挖过。每个劳动课的晚上发一个小馒头,作为劳动奖励。初三时班主任又换成了陆志轩,是团委书记,教政治。是吴立予从淮阴师范带过来。陆老师很有能力。不久学校又送他到省团校学习3个月,回到学校带来了不少新观念、新信息,政治课又很活跃。初三3个班级为了考高中,互相竞争,统一考试。教我们语文是载培基,泰州人,原东吴大学三青团书记,做过牢。解放后到苏北任教,文学水平很高,因历史原因,很少开口讲话,但教书很认真,全用毛笔批改作文,对我另眼相待,经常给我讲如何应对中考作文,审题、破题、中心突出、主题思想、段落、层次分清、最后点题、结尾要干净、利落等。他每天起来都早,打太极拳,我也起来早跟他学了几招,因为还要上早读课等集体活动,我也就没坚持下来,。

困难时期,学校压缩,水产撤销,师范不办。唯一只有县中招收,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外县的同学都要回去考。县中也仅仅只收100人,洪泽那时双沟、蒋坝、岔河都有初中,县中自已初中三个班。陆志轩给大家鼓气,一定要考上县中。初三会餐以后,外县学生都陆续回去考试。我们参加县中统考,我顺利地考上高中,回家静等高中开学。

初二、三时期,父亲胃病加重。生产队有事不能做,只能做些辅助事。看看风车,看看青什么。母亲身体也不好,我到家一看很是心疼,感到父母为了我读书,家中空空如洗。生产队将山芋行等分配到各家各户管理,我利用暑假代父母劳作。我印象最深,在村东南大肚子除草,田垄很长,从北到南足有500株,一天也除不到头,太阳又很毒,脸晒黑了,皮肤晒出了水泡。母亲暗暗流泪,父亲也唉声叹气。我累了,干脆带本书来,坐在田头看看书,边休息边读书,将《青春之歌》、《红日》、《红岩》等革命小说读了一遍,觉得心里很充实。涟水一位同学写信告诉我,自已考上了淮中,原来从洪泽回家考试,走到淮阴时,看人家考淮中,便报名考上了。给我喜讯,鼓励我考上县中也很好。还安慰我说,你要考淮中,一定能考上。考上县中也不错,只要努力,总有出头之日。后来这个同学在淮中读了高中,因家庭成份,没有考上大学。一直到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才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回到涟水做一名高中老师。涟水的学生真佩服,涟水的教学气氛谁也比不上,他们那儿讨饭上学不丢人,丢人是谁家小孩没考上大学,直到现在,也是如此……

初二、初三时,我们去县中成立少先队大队部,陈洪儒是大队长,我与王希涟是大队委,因为人到初中都大了,仅搭起架子而已,活动也不多。

初中毕业,有半年忙于考试很少回家看看,到家一看真是急昏了头,因天灾人祸,农村一片萧条,家家忙着吃饭之事,连山芋叶、胡萝卜秧子都吃完。收小麦时又遭雨灾,煮出来本稀饭本来就稀,越烧越稀,嘴一吹能吹出浪花。我西头大伯家因为人口多,吃口重,更显得困难。大伯把半角堂屋二梁都抽出来,到西顺河换山芋干回来渡荒。房子用毛竹吸上去,人人都面黄肌瘦,不堪入目。

大伯是个德高望重的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魏庄舅舅魏殿林也不是亲子舅,无爹无娘,大伯带到我们家抚育,长大成人。找对象、盖好房子,结过婚后抗美援朝。东边黄庄小姨娘家,姨父去世姨娘生病,也不是我们亲的亲姐妹,伯父仍作亲姐妹一样帮助,安排几个小孩生活,一个到三河,一个送到沭阳,两个大的在家经常去看。帮他们成家立业。将在困难时期换回的山芋干分给他们,共渡难关。

我到家一看,家中父母都生病,父亲胃病会犯,一犯就买小苏打放在嘴里中和胃酸,平和一下,我看到十分心疼。心中想将来立志做医生,医治好父母的病。就那样父亲将生产队的粉条贩到扬州去卖。给我买了一双力士鞋。我将此鞋当作宝贝常舍不得穿……

初三毕业,刚回家时候不长,涟水高沟郑夕义回家考过试,考在高沟中学,告诉我喜讯,同时邀请我去淮河割军马草卖,高中开学要钱用。我们还到朱坝东南唐曹找到曹文宝,他没有考上,但愿意一起去淮河割草。

我们三个人连同陈云武,他哥哥在淮河做党委书记,当地来了一位姓倪的同学加入我们一共五人。淮河党委陈云英书记安排我们到腰滩去割草,因为靠对面河南打山石驻军近,干草可以卖给军马场。后来因故陈云武走了,剩下四人。陈云英特地从黄岗赶来,安排好我们食宿,才放心地走了。

腰滩实际是淮河中间的一条长速状的沙滩,上面长满了芦苇、杂树、杂草。芦苇是国家收购的,不准私人割。杂草有半人高,很多,好割,一天割了一大片,再将草晒干打成捆子。割了没几天,就堆了三个大草堆。我们粮食没有了,我就坐船到临淮关安徽地界上,两省交界,市场没有人管,热闹得很,抓紧时间买了10多斤玉米面再回到腰滩。腰滩林场长了许多南瓜,我们吃南瓜也不要钱,用玉米面做饼,煮南瓜汤。吃得还开心。三个人托人将草卖给盱眙打石山驻军,拿了120多元钱,每人分了40来元。欢天喜地准备回家。到了盱眙发大水,马坝路冲坏了,去淮阴车子不通,我们三个人住在小旅社,又跑到盱眙山头上玩玩。看到淮河风光,看到盱眙山头上有盱眙县中学,跑到人家学校看一圈,因没有开学,学校也没有人。

1961年冬到1962年春,上级发现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带来的困难。政治上人心开始怀疑:共产主义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过穷日子。倒底哪儿出子问题,留在广大城乡疑问越来越多,尤其是农民,凭什么越干越穷?挑灯大战水利,大战农田基本建设,大办“万头猪场”都是为我们自已?反过来都不会了,现实是物资极端短缺,连起码的日常生活用活都得凭票,买锅要票、买碗在票、买双防雨靴也要票。布票每年约发1.6尺,连做件裤头都不够。烟酒糖更是要票才能买到。只有城市户口才能发票,粮食、鸡蛋、豆腐都是如此。

这都是“三面红旗”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垮风、瞎指挥、命令风、特殊化等五风造成的。五风的核心是“共产风”将生产资料,家庭副业和生活资料全部公有化,造成农民的恐慌,一些社员纷纷杀猪、砍树、卖家具。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造成干与不干都吃饭,勤人与懒汉都在吃一样饭,这也是最大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自身落后面貌普遍愿望,但结果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作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结果搞乱了生产关系。给农民、城市整个国民经济都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现象,似乎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重视,开始察觉“左顷”错误,开展整社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庐山会议”以后,又开始纠“左”反“右”化。政治中运动,运动中政治,大多数的人被搞昏了头脑。

1962年左右,又出现“高价”食品,一块月饼10元钱,是国营商店出售的,国家计划先行的。由于受到中央“七千人大会”影响,下面思想活跃,收回了民间资本。

初中三年,苦不堪言。主要是长身体时期吃不饱肚子,大多数的人都是苦熬过来。有一次,组织大伙听“忆苦思甜”报告会,高涧崔朱一个贫农模范代表,送两个儿子当兵,给我们学生作“忆苦思甜”报告,因为不识字,语言表达能力又差,他开始讲亲身经历,以前因没有土地给地主打长工、短工,解放了,分到土地,有了牛、大型农具,生活好起来。讲讲就讲到60年代差点饿死人情况,他说在砚台扛长工时,我是大伙计,早上还替我碗里加上二个鸡蛋,讲讲就哭了起来,同学们面面相觑。他讲得是实话,60年这个记忆很强的年代、饥荒的年代、挨饿的年代……,后来就不用他作忆苦思甜报告了。

学校还弄些山芋叶子掺着稀饭,做“忆苦思甜”饭,学生们感到难吃,但60年还没有这样饭吃,心里这样想,谁也不敢说出来。

初中时期,朦朦胧胧地感到政治立场你不找它,它就会找你。虽然这样,但在我心中也感到没有共产党,还会像儿时逃荒不安宁。我上初中,家中祖上也没有读过高中的人。初中生在农民中是位“小秀才”,何况国家每年给我助学金,学校还发了在学校的护校钱,能享受的学生还不多,是党和人民培养我,帮助我读书。

初中老师是可敬的,虽然是困难时期,他们崇高的敬业精神令人敬佩。我们老校长,一到县中就狠抓校风、学风、师德教育。初三班主任陆志轩老师敦敦教导,徐辉华教数学(淮中毕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常常推荐我参加一些大型活动,做通讯员、报道员、联络员,每次都将县中情况往县教育局宣传部送去,培养我们接触社会的能力。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陆志轩老师还记得我名字,还打听初三甲班同学情况。当他听到我说当时初三甲班有近十名考上大学,笑得连眼泪都流下了。老师对学生是天下最真诚地爱心,听说某某同学因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挫折,又坚强不屈,文革后开考第一年又考上大学,老师为他们祝福,为他们高兴。告诉陆老师还有郑夕义考上南京气象学院,回涟水工作。张启龙考上同济大学回淮阴县工作,张发成考上徐州医学院在沭阳县工作,刘兆富考上江苏师范在洪泽工作,老师高兴地嘱咐我见到这些同学替他问候,欢迎他们到他那儿做客。

辛苦的高中

进了洪泽县中高一时,总共收了100人分甲乙班。50人是县中初中毕业生,分在高一乙班,高一甲班都是下面中学考进县中。62年又是洪泽县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高考仅考取孙华昆一人,到南京林学院。大家讲县中危险剃光头,仅有毛发一根。盱眙等县一个也没有考取,洪泽县中学充满了希望。

所以,从我们进校开始,学校就着手抓教育质量,明确地提出老师跟班制,即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老师都从高一开始教课,再到高三毕业结束。我们高一乙班,开始是王高景老师,后来因他不担任课,就换成杜文权老师,杜老师教化学,南师刚刚毕业,高高个子,很友善。开学后我担任班干部,先是学习委员,由于在高二生病,改任生活委员,学生会生活部长。

由于我们班学生都是原县中的初中生,初三的教室紧连靠在一起,相互十分熟悉。人又少,基本上都是洪泽本地人或在洪泽工作干部子女,气氛比较好。担任我们主课的老师都是顶级老师,像教我们语文竟是大学正教授成善楷老先生,数学是杨家韦老师,俄语老师是干炎抗老师,物理是王水明老师,化学是杜文权,政治是正教授刘钊老师。这些老师后来大多数都落实干部政策到大学任教,或改行做行政干部,刘老师到南京艺术学院做教授,成善楷老师平反后到四川大学担任“李杜研究室”主任,干炎抗到上海市红口区环保局任副局长,杜文权老师到淮阴师范学院担任化学系主任。

大概在63年前后,全国学习雷锋活动吹到我们洪泽,洪泽县中学搞得有色有声。事迹报告队、讲演、小话剧、报纸、广播天天讲,家喻户晓。我们班也成立了学习雷锋小组,做什么好事呢?大家想不起来,就早起来打扫教室卫生,带了好头,后来逐步不需要值日生或小组来打扫,都给学雷锋做好事的人打扫了。

我们高二乙班学生都为班级自豪,因为吴校长女儿在我们班,还有县委王宝宝等科局级干部子女。大家又团结,什么足球比赛、文艺会演、春季学生体育运动会获奖最多。

记得有一次一位女教师住院,大出血要输血抢救,许多同学都自愿报名献血,最后经检查血型,身体合格有张夕书、陈玉坤两位,各献了400多毫升鲜血。挽救了一位年青老师的生命。

62年至65年,整个国民经济在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指引下,生活有了一些改善,思想还比较活跃,毛主席是大救星,共产党像太阳都是正确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已头脑感到很高兴。盲目崇派领袖,服从领导是天职,是应该的。社会风气还好些,人们互相帮助是常有的事。

有一天下午我和本班严用兰同学到他叔父家玩,他叔父是县人民医院长,看到我说,小孩子你好像脸红不正常,下午发热吧。我如实讲,每天下午都热躁躁心虚,晚上常出汗。他说,我帮你检查下。说着将我带到X光室,一透视,诊断肺结核初期,侵润期,刚刚开始。安慰我说,不要怕,你们年轻好治,每天按时吃“异与井”就可以了。

回到学校后,马上回家告诉了父母、大伯、大妈。父母比我还急,尤其是母亲,都急得哭起来。他们认为“肺结核”是“肺痨”病很难根治,我耐心地讲了医生说的方法,有的人身体好年轻,得过浸润肺结核好了,不要紧张。虽然困难但仍要治疗,自已要积极配合,每天喝一碗豆汁,后来上学不方便,早晨起来跑到县委食堂做豆腐地方买一碗。

我们班上老师、同学没有一个嫌弃我,劝我坚持上学,不能停课,班主任杜文权老师找校领导,特批我到教师食堂搭伙,改善生活,班干部挂名不做事,听课不要求完成作业,不要单独睡,仍住在集休宿舍,心情开朗一些。感谢同学们对我多多照顾,使我从心里感觉县中高三乙班温暖。有时,刘钊老师爱人还替我买了常用药丸。虽然不贵,每瓶1.3元。可老师的爱人都来关心我。冬天天冷时,杜文权老师将自已棉裤给我穿,他身材高棉裤长,我穿在身上长一些。裤棉穿在身上又暖和又舒服,真是万分感谢他。杜老师、顾老师又来鼓励我说,他生过肺结核自已都不知道,后来检验查身体发现已经钙化才知道,你年轻很快就会好的。在生病期间,吴校长、吴师母不停地关心,鼓励我克服眼前困难。有时还发了助学金,有了老师、同学、亲友的鼓励支持,我心情好多了,也开朗了一些。

由于我年轻刚刚十八岁,身体免役力强,加上回家过春节半个多月,天天有豆浆、豆腐吃,过年农村人杀猪,有人将猪肺送给母亲,猪肺汤下面给我吃。农村人讲缺么补什么,肺不好用猪肺来补。我也不管,反正比吃药好,吃下去身体就会好起来。过了春节,我与广爱哥一齐去市一院检查,医生讲,我肺结核已经好了。大部分已钙化,可以上学,更不会传染给别人。

高二下半期感到学习很吃力,尤其是解析几何、三角函数那一段。功课落下来,是继续升高三,还是留级在高二,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留级打下基础,学得扎实些,升级后怕跟不上,参加高考考不上,丢人。后来想想还是不留级,高三考不上,再考一次。多一次机会,要比留级强。同时我也留念我们班集体、好老师、好校长、好同学。

高三读起来十分吃力,复习高一、高二功课。晚上我们几个人都到吴校长家去开小灶,吴校长爱人特意留外半间,将灯泡都换了,给我和陈玉坤几人补课、做作业,有时还讨论一番,心中感到对我们这么关心。

成善楷老师与吴立予校长是近邻,过元旦时,我建议陈玉坤、张夕书三人每人筹一些钱,买几张贺年画给吴校长等,大概所有的代课老师都送了。那个年代送出一张年画就可以表达一份敬意和谢意,尤其是成教授十分感谢,他到县中,又摘了“右派”帽子,工资恢复,爱人小孩户口都恢复,教的学生这样崇敬他,他感到受了尊敬,教学十分卖力,走起路来像老黄牛一步一步慢慢走,可站在讲台上讲起课来,像一头雄狮在吼,他知识渊博,讲得极细,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在他那儿,平时作文能批改到70分,就可以考上南大,我有一次得了59分,我找成善楷老师“评理”,加一分就极格了,不好吗?老师说,你的文章只能得到这么多的分数,一点不能含糊。他家还有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原本。这样老师我们很尊敬他,也送了一张年画给他。吴校长一家待我们好,提供了学习、自习的地方,当然送了。送成教授画不知谁告诉了学校团委书记,团委书记找到我头上,为了不连累别人,我写了个检查应付过去。为了我们班詹佑邦同学入团,校团委也不批准,我们几个人找团委书记评理,他讲不出道理,就是不批,那个阶段斗争时代,什么问题有时讲不清,党的政策“出生不由已,道路可以选择,重在政治表现”,看来要看什么干部来贯彻、理解、执行党的政策。

高三毕业,每个考生都要如实填报有关材料,政审材料特别严格,搞得神神密密。听说调查我养父材料时,有人讲他当过自卫队,是国民党的,我们村支部潘文俊则说,不能乱写。文流是被抓壮丁被迫当17天自卫队,自已又逃回家。文流历史是清白的,他家又是贫农,土改时分到了农具、家具、还奖了几亩地,祖父是打扛工,更贫困。所以我的政审比较轻松地通过了,不影响我考大学。

62年进高一到65年高中毕业,我基本上都在学校度过,寒暑假也很少回家,学校照顾我,寒暑假护校不收学费、杂费,还可以做杂工。那时经济刚刚好转,到中学办短期培训班较多,机关人少找学生帮忙,工资低,又勤劳,又能当干部使用,帮助报名,安排食宿、教室,帮买文具、资料,食堂买菜等杂事都干。人多,伙食结余还多,我们几个人不交伙食费,可以在食堂搭伙。又省下部分伙食费开学费用,零用钱又着落了,心中好高兴。

但寒假护校的日子不好过,那时过春节,大家都回家,学校除了一些小家庭老师在校,其他老师都回家过春节。学校的食堂有时也停伙。只有护校几个人,都是困难同学,天又冷晚上还得出去巡逻。四周护校河又冻了,人可以在冰上走,附近的村民很不自觉,又是困难时期,学校工具经常会少。例如烧茶桶,一些勤工俭学劳动工具。放在没有锁的房子里都会被拿走。最大的一次,晚上将我们一副杉木秋千架等大型体育器材都拿了回去。有7~8的木料,拿回家后,附近村民又来报告,我们几个人慌了,自已值班夜里睡觉不知道,还是人家社员来报告。高等的秋千架真的没有了,一边检讨自已,一边报告老校长。吴校长不仅没批评我们,反而安慰我们不要怕,自已打电话报告派出所,通过当地干部,叫社员又送到学校。自已将架子树立起来,风波就过去了。在那样年代出那事也不奇怪,老百姓穷,物质太贫乏。老革命心怀大局,处事稳重,不影响友邻关系。又保护学校财产安全,又警告教育社员,特别是附近农民,拿去又拿回,自已又树架子,本身就是教育自已,教育别人,求得今后安宁。从此以后,学校东西好像损失减少了一些。

在我考上高中,远在新疆克拉玛依石油田工作的堂哥广华寄来过伍元钱给我,我用了1.02元买了我喜爱的新编第七版《四角号码字典》。那种字典当时发行量极少,新华书店一位胖胖的姓朱营业员看我当多次询问是否有字典,他极其和善,看我十分想买,特地留下一本,开了一个小小“后门”。我千恩万谢,当作宝贝。那个时代,连一张白光连纸都买不到,买到一本好的字典就算是极其“豪华书籍”了。这本字典几十年下来一直伴着我,是我读书的好伙伴,到现在还完好无损,留下难忘的岁月烙印。

广华哥还寄来一支“永生”金笔,他怕压坏,特用车床将一段木棍旋空出一个空洞,将金笔放在内部,邮寄压不坏。木棍又加工长方形,用小九刻上地址、姓名,从新疆邮到江苏北京pk赛车官网,我从心里感到兄弟情深,那支金笔当时7.08元,很贵啊!一个月的生活费呢。哥哥是省吃俭用省出来的。我从中学一直用到大学,在文革串联时不慎掉了,我懊悔了很久一段时间。

经济困难,生活艰苦,政治环境大的对我们影响不大,有不懂又不多去关心。可是我们中学时代高三乙班让我终身不忘,真诚、纯真、单一,友情使我永远珍惜在中学形成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

在一切人际关系中,最纯真的关系莫过于师生关系,老师总是把最好的东西教给学生,从不嫉妒学生的成功,也从不企求学生的回报。

世界上最平等的关系莫过于同学之间,他很少沾染功名利禄的俗气。不管你官大官小,平民百姓,钱多钱少,同学永远是同学,在同学之间永恒的情则是“序长不序爵”。

我中学时代是一生中最好的学生时代,虽苦但快乐,虽苦但身心愉快,虽苦但心情最好。学友情、师生情是值得珍惜、永远难忘的。

记得我们去淮阴参加高考时,吴校长找到县有关领导,在那困难时期请粮食部门用卡车运去粮食特售绿豆、大豆、白面、食油,吃饭不用学生伙食费,住的地方是他曾担任过校长的清江市实验小学。小学特地提前考试、放假,师生食堂给我们县中去的师生做饭,学校教室腾出来给我们学生暂时住。我们的任课老师都去考场,走到水门桥前,王永明老师还背着黑板,叫我们停下来,听他讲课,这一类题目,结果还考到了。

学生时代经过千次的考试,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将来国家统一高考,俗称“国考”。19657789日至今我都记得,尤其是第一天,77,前两天刚下过小雨,天气炎热,但早晨仍凉快些。那时清江市实小到淮阴师专的考点仍有距离,到了考场外围感到气氛紧张。有武警、解放军站岗,用石灰打的警戒线。带队老师送到警戒线,就被安排到一个地方休息。我们考生一个个感到不安地进入考区,很快找到自已的考场。站在外边,四周还架上高音喇叭,那时凭中央广播电台统一考试时间,全国统一纪律时间,还是有点怕人的气氛。提前十分钟进了考场,考场内座位排得整整齐齐。地面上洒了点水。空气中有了纯碱的香味。开始好奇起来,我们监考老师是个和蔼可亲、慈祥的中年老师,剪着标准的短发,白净的皮肤,很合身的标准衬衫。他满面友善地开个玩笑,你们考生衣服上洒了香水,考场香味很浓吗?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会意地笑了。不是,是教室里洒了香水。气氛一下缓和了许多,思想放松了不少,紧张心情也放松了一下,好像监考老师很友善,替考生着想,考场不可怕了。第一场考作文,题目是“给抗美援越前线的一封信”。这个类似题目,成善楷教授早就为我们讲过。考起来轻车熟路,不会跑题,不会越位,任由自已发挥,心情十分高兴,也不像刚刚心中害怕,心想高考也不过如此。想到遇上一个和善的、善解人意的监考老师,祝他一身平安、健康长寿,合家幸福,好人应有好报。

高考刚结束,马上又开会,做学生思想工作,怕没考好的考生出事。因为刚考结束,不知北边哪个县有考生投黄河被人救了上来。思想情绪不稳定,就连夜顺道回洪泽。

我和陈玉坤、陈夕书等同学都参加了服兵役体检工作,考空军我们都被刷下来,但陆军早已通过。当时情况是这样,身体合格考空军,然后服从大学,考不上大学,就去当陆军。我们准备考不上大学,就去当兵,还是有一条出路。尽管考过试,可我们不想回家,在学校里蹦跳。成天就在一起谈论,消磨时间。有一天,吴校长说收到华水来信,询问姚维贵同学家经济情况。吴说姚考上华东水利学院,不然“华水”不会来了解情况。如果姚维贵考上华水,那么我们高三乙班一定会有许多同学考上其他大学的。果然第三天,县邮局陈师傅送来一大堆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认识我,首先告诉我,有你的广亮,是南京林学院。我一听十分惊喜,万分高兴。但一想,我什么时候填林学院的呢?陈玉坤告诉我说,是的,王宝玉老师去淮阴送高考表格时,我们俩人改的。说考不上北京工业大学,说改填南京林学院。陈玉坤讲,林学院很大,他有亲戚在那儿工作。并且听说县中第一届唯一考上的孙华昆同学也考在南京林学院,我心中也踏实了许多。能考上大学就是“中举”,就是国家干部,将来大学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不用回农村种田,可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不久我们高三乙班陆续都收到录取通知书。我们班29名学生参加高考,考上大学达22名。比洪泽县中学建校以来总人数还多一名。我们是第四届。第一届县中考1名,第二届考5名,第三届全校考15名,我们一个班就考了22名。校长、文教局都刮目相看,纷纷打听县中高三乙为何这么牛,水平赶上或超过淮中了。实际上淮中整体水平达60%左右,还是超过我们北京pk赛车官网。县里当着大喜事一样,特别嘉奖考上大学的,凭录取通知书到文教局领取上大学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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